每年10月是乳腺癌防治月，又称“粉红丝带月”。
虽然相对其他某些癌症来说，乳腺癌并非凶险的“杀手”，但对于它的担心、焦虑和恐惧却一点都不曾减少。
一
在工作场合，一向被人用“温润”来形容的柳光宇会有不一样的表现。
病房里手术前的最后谈话。患者再次把皮球踢了过来：“柳医生，如果是你的家属，你会怎么做？保乳，会不会增加复发死亡风险？”
类似的对话已经经历了几次。在柳光宇确定好保乳的手术方案后，患者始终在游移、纠结。
“好吧，我们就做乳房切除手术。”柳光宇决绝地说出方案，转身就走，再不多说一句。
身后，患者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
其实这样的患者非常想保住乳房，只是她害怕说出自己真正的渴望。
这样的情况柳光宇碰到过不少，有的甚至是在手术前几分钟改变方案的。
“或许是受保乳手术会增加局部复发风险这一观点的影响，真正有勇气说出‘我想保乳’的患者不多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用这种看似‘冷酷’的办法，顺着她的‘意愿’下一个切除的决定，之后就看她的反应，其实是让她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‘意愿’。”
出于对人的关照和尊重，同时根据科研和临床随访数据，保乳和全乳切除手术，在患者总的生存率和远处转移率方面并没有差异，国际国内在乳腺癌治疗的理念早已达成共识，那就是只要医学上符合保乳的适应症，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为患者争取保留乳房的机会。
但在实际的临床中，我国的保乳术比例很低。
“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，患者有认识上的误区，有时确实是因为医疗条件不允许，比如患者无条件接受术后放疗。”
“但更多的是医生对保乳存在芥蒂，或者缺乏临床经验，把保乳的指征控制得过紧；也不乏医生对病人保乳意愿判断不准确，而简单粗暴地给病人下了不需要乳房的裁决……”
柳光宇剖析了一些原因，而他这几年谨遵着国际上的理念来决定手术方案，“我会根据自己的专业水准、病理的情况来最终决定手术方案的，能保乳的我会尽量和患者解释沟通，让她打消顾虑。”
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
美国神经外科医生保罗•卡拉尼什在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一书中写了自己从医过程及生病之后的独有感悟：
医者的职责，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，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，给他们庇护与看顾，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，面对挑战，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。
柳光宇对此，深有感触。
和神经外科医生面对的是主宰人思想、情志、个性的大脑相似，乳腺外科医生面对的是作为人第二性征的乳房。
“乳癌是女性杀手。除死亡威胁以外，病人尚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困境，尤需救助。”作家毕淑敏在《拯救乳房》中如是说道。
正是因为乳房对于人情绪、生活、意志和信心的重要性，所以医者职责的重担，柳光宇常常背着，他要给彷徨、纠结的患者一个明确的“指示”，也要细心体察到患者那始终没有说出口的真实意愿，因为她们需要站起来，今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。
“要给病人一点思考时间，把今后失去乳房的生活，想像清楚再做决定。”
二
柳光宇在门诊中的回复不会模棱两可。
失去乳房的样子是怎么样，王菊英（化名）想看一看。
“你介意我看一下吗？”候诊时，她不好意思地向前一位患者提出要求。
“可以啊。”钱敏（化名）大方地撩起上衣，一边接受柳光宇的检查一边介绍道：“我5年前做的手术，当时淋巴结有3处转移，乳房保不住，做的假体。”
王菊英曾因为乳头状瘤做过两次手术，最近在检查中发现乳房有肿块，她担心坏了。
“柳医生，我这次全切了吧。”或许是能够接受假体的样子，她吐出这么一句。
“为什么要全切？”柳光宇反问道。
“根据你的检查报告显示，它不一定是癌。手术当天会通过病理报告确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，后续的治疗会不一样的，不过即使是恶性，能保乳还是会尽量保乳。”
王菊英显然舒了一口气，那句“全切吧”的说法更像是她的破罐破摔。
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，乳腺癌并不再是凶残的杀手。
根据2018年《柳叶刀》杂志针对2000年～2014年的全球癌症生存率变化趋势监测研究报告显示，我国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由2000年～2004年的75.9%上升至2010年～2014年的83.2%，接近发达国家的治疗水平。
但是在门诊室内，随处弥漫着患者对于这名“杀手”的恐惧和焦虑。
三
很多明星都曾参与过粉红丝带活动
艰难地挂上柳光宇的号，排很长时间队进来看门诊的，有很大部分并非乳腺癌患者。
孩子才6岁的年轻妈妈在体检中查出小叶增生、有钙化，还时时感觉乳房痛。柳光宇告诉她小叶增生是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，而且通过体检，他明确地说：“钙化考虑良性，等摸到肿块的时候再建议做钼靶。”
父亲带着23岁的女儿来看病，当柳光宇说一切正常时，女儿倒还平静，父亲却红了眼眶，好像是一下子卸掉了之前的压力和紧张。
患病时的纠结、紧张是人之常情，就连医生也不例外。
有一名内科医生特地从外地赶来，在纸上列出了好几个问题。
“我之前因导管瘤做过手术，这次发现乳头有溢液，这是什么问题？是不是要做手术？”
柳光宇仔细看了她的各张检查报告，对她说：没有一个诊断显示是恶性的，而且病灶在哪里也不知道，我不建议盲目的，没有目标地做手术。
内科医生出去了之后又转回来，纸上又补充了问题：“那要不要做个乳管镜检查（乳管镜又称电子乳腺纤维内窥镜，因乳管镜操作方便、创伤小、直观，是乳头溢液病因诊断的首选手段）?”
“现在不需要做，等溢液带颜色时，马上来做乳管镜，那时能确定病灶位置，也能更好地明确病因。”
柳光宇的回复常常比较明确，没有摸棱两可的答案，也不会让患者左右选择，甚至，在患者自己纠结不定时，明确地给她做好决定。
“医生的语气如果不对，可能会导致患者几天几夜睡不着。”要杜绝这样的情况发生，靠的是专业。
“你首先要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多年实践告诉患者，这个是像还是不像（肿瘤），像的肯定要收进来，对于不像的，你要有信心，给她解释清楚，‘放她走’。”
医生的信心源自于学习和经验。
从2000年就职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起，柳光宇已有了20年的工作经验，同时，他曾负责成立乳腺诊断部，做过无数例乳腺活检诊断术，极为擅长乳腺癌早期诊断。
所以有患者会说：“我开了一小时车过来听你说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四
柳光宇（左二）在门诊室指导家属如何帮助患者复建
相比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的紧张、担心、恐惧，来门诊随访、复查的乳腺癌患者反倒是更为淡定一点，她们像是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。
对于早期乳腺癌患者，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超过90%，而随着治疗手段更为多样，晚期无法治愈的患者也能够逐步实现带瘤生存。
所以现在医疗界对于乳腺癌的理念是，要把它当作一种慢性病来管理和治疗，要强化全程管理模式，长期维持有效的治疗方式。
除了手术之外，柳光宇管控患者术后的全程管理。
一名女士做完了手术来看柳光宇的门诊，想要了解后续的治疗方案。
“你的情况不需要化疗，但还是要服药，服药的副作用是：更年期的症状会加重，会有妇科问题，肝功能会有所损伤。即便如此，它没有化疗的反应那么激烈，副作用只是化疗的1%。这药你要服用5年，全世界10万人在吃这个药，90%的人都坚持了下来，你能坚持吗？”
在听到不需要化疗的时候，女士就暗暗激动地拍了一下掌，此时她信心十足：“当然能。”
当然，也有信心不足的。一名65岁的阿姨9年前一侧乳房得了三阴性乳腺癌（预后较其他类型差），这次另一侧又发现了肿瘤。
在9年前的治疗中，她经过了术前和术后各四次化疗，或许那痛苦太刻骨铭心，她很坚决地说：“我不想化疗，不想治了。”
陪同前来的儿子试图劝服她，柳光宇却说：“尊重她吧。她不想用药水，我给她用口服药物方案，头发不会掉，也不会犯恶心，先服用四个疗程，如果没有效果，我们再换别的方案还来得及。”
柳光宇尊重患者说出口的意愿，和那未说出口的意愿。而这一切的前提，他认为靠的是医生的立命之本——专业。
就像保罗•卡拉尼什所说：“失败的痛苦让我明白，专业技术上的出类拔萃，其实是道德要求。光有一颗好心是不够的，关键还是要靠技术。有时候一两毫米的差距，可能就是悲剧与胜利的分水岭。
